新论辑录

姚新勇： 90年代，中国知识界曾发生了多种不同名目的文化主题讨论，虽然有关“现代性”话题似乎只是其中的一种，但是，由于现代性问题与对启蒙主义、现代化的反思，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，实际上它可说是贯穿整个90年代文化讨论的基本线索之一，而且在相当的意义上，关于“现代性”的讨论，起到了促使转型期中国深层问题浮出理论“争论水面”的作用。

——《现代性言说在中国》，《文艺争鸣》第4期

旷新年： 80年代，“20世纪中国文学”概念的提出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产生了巨大反响。它是新启蒙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。直到今天，它的叙事力量仍然没有耗尽。

“20世纪中国文学”在打通了近代、现代、当代的历史时候，实际上取消了现代化实践的主体，因此已完成了对于历史的重新叙述改写：中国现代的起点由五四上溯到鸦片战争，中国现代文学史被重述为一段与“世界文学”接轨的进程。

——《“20世纪中国文学”话语的重新考察》，《长城》第4期

孟繁华： 时至今日，文化批评在中国如日中天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的也许不再是无条件的认同和追随。不是驾轻就熟的顺流而下，需要的可能恰恰是对它的反省和质疑。

面对一个文化现象或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，许多批评更愿意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作出阐释，这是需要的。但是。如果批评的职责到此为止，是远远不够的，批评家有责任在这个时代说出他的真实体会。